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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玄 作品

第2章 大漢殘陽:(2)讖緯之學

    

1、天人合一兩漢之學,除了經學,還有讖緯。

董仲舒設計的儒學體係,不僅給世子們提供了學習教材與人生方向,關鍵是很實用,由此纔得到曆代統治者支援。

董仲舒在其钜著《春秋繁露》中,對《春秋》大義進行了發揮,是經學的開山著作,為後世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
董仲舒認為,“天”是終極主宰者,創造了世間一切事物,也決定著人的命運。

誰當皇帝,如何改朝換代,都是奉天承運,皇帝的旨意,也隻是傳達“天”的意思。

在董仲舒看來,天與人同構。

比如,天有365天,人有365小節;天有12個,人有12大節;天有五行,人有五臟;天有西時,人有西肢;天有明暗晝夜,人有睜眼閉眼;天有春夏秋冬,人有喜怒哀樂;天有陰陽剛柔,人有君臣男女。

同構則感應。

社會和諧,則風調雨順;民怨沸騰,則天崩地裂。

天與人相通。

生命相通,道德相通,情感也相通。

天人同構,天人感應,天人相通,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天道有三才,人道就有三綱;天道有五行,人道就有五常。

五常是個人品德,三綱是社會倫理。

解釋三綱的是陰陽:君為陽,臣為陰;父為陽,子為陰;夫為陽,妻為陰。

陽是主宰和支配陰的,陰離開陽則不能存在。

所以,臣服從君,子服從父,妻服從夫。

董仲舒通過在今天看來穿鑿附會的解釋,奠定了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社會秩序。

通過一係列操作,儒學塗上了神秘色彩,成為政治工具。

實際上從漢武帝的表現看,他更相信的是巫術,甚至太子劉據因為巫蠱之禍被冤殺。

東漢白虎觀會議,把三綱解釋成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,把五常解釋為仁義禮智信,仁為東方之木,義為西方之金,禮為南方之火,智為北方之水,信為居中之土。

此後三綱五常並用,成為帝國的核心價值觀與思想統治根基。

無論廟堂還是江湖,都耳熟能詳,維繫著社會的安定團結。

儒學既是思想也是製度,法律一樣調節社會關係,因此中國古代社會雖有王朝更替與皇帝輪流做,卻冇有製度性崩潰。

光武帝駕崩前一年,忙著封禪泰山,修建明堂、靈台、辟雍,宣佈圖讖於天下。

讖是讖書,《河圖》《洛書》在漢朝廣泛流行,被認為是最早的讖書,又因為讖書中有大量圖畫,所以也稱圖讖。

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說:“立言於前,有征於後,故智者貴焉,謂之讖書”,也就是未來狀況進行有效預言的天人感應思想。

圖讖,可以說是河圖、洛書加讖語。

有讖就有緯。

緯是緯書,是相對於經書而言的,縱線為經,橫線為緯,緯書是以神學對儒家經典的解讀,因觀點新奇靈驗,在社會上頗為流行。

“六經”都有緯書,緯書中有大量讖語。

讖與緯,合起來就是讖緯。

讖語在社會上產生很早,一般為政治家用來預測時勢,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神秘的輿論氛圍,比如“大楚興,陳勝王”;比如“亡秦者,胡也”,秦始皇因“胡”瘋狂殺胡人,殊不知最後秦亡於胡亥。

在科學並不發達的古代,這些廣泛流傳的讖言被認為是詭秘的隱語、上天的啟示,昭示著治亂興衰、王朝更替。

兩漢尤其迷信讖緯。

董仲舒對漢武帝說,臣讀《春秋》,發現君王無道時,上天便會用災害來譴責,用怪異來警示,倘若再屢教不改就要發動革命來進行懲罰。

單是如此,漢武帝恐怕不感冒。

董仲舒又說,如果君王有道,則會出現祥瑞(比如鳳凰、麒麟、嘉禾),證明當今皇上是堯舜之君。

為了凸顯實用性,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裡麵還有登壇祈禱、求雨止雨的方法。

在官方支援下,儒生們要進入官場,就要研習陰陽方術,讖緯之術在西漢時被髮展為一門專業而獨立的學術體係,東漢之時進一步發展盛行。

兩漢重視讖緯,這與確立漢朝的合法性有很大關係。

劉邦創立漢朝,《史記》就記載了“劉邦斬蛇應天命”,是順應天命。

劉秀登上地位也需要解釋,當年他起兵時,就有人拿來圖讖,說是劉氏該複起。

稱帝前又有人拿來圖讖,說是劉秀奉天承運,劉秀就“順應天意”成了光武帝,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說“光武應符讖以興,故其書大興於東漢”。

光武帝迷信圖讖,術士更是蜂擁而至,想方設法穿鑿附會,爭相談論精怪神靈。

王梁、孫鹹以圖讖、符錄受到重用,鄭興、賈逵以附會聖意,顯露名聲;桓譚、尹敏忤逆聖上的旨意,仕途坎坷。

從此以後,鑽營投機的術士,競相解說圖讖,談論精怪,標新立異者,不乏其人。

因為對讖語的迷信,大事的發生都有上天的信號。

比如黃巾起義是因為“蒼天己死,黃天當立,歲在甲子,天下大吉”的流行,袁術稀裡糊塗地當了皇帝,是錯誤地認為“代漢者,當塗高” 會應驗到自己身上。

三國時期,孫權對上天的信號格外重視,發現祥瑞就改年號,比如嘉禾、赤烏、鳳凰、甘露、黃龍、青龍。

黃武八年(公元229)夏天,有黃龍出現在夏口,孫權藉機稱帝,改年號為“黃龍”。

孫權還製作了一麵繪製有黃龍圖案的大旗,飄揚在中軍大營的上空,各軍的前進後退,都看這麵大旗指向什麼方向。

2、讖緯之敵讖緯學說中充斥著大量的迷信思想。

通曉經學的儒生,討厭這些邪佞之術,認為其荒誕不經,在廷議時,慷慨陳詞,力陳圖讖虛妄,奏請朝廷製止,比如桓譚、鄭興、張衡、王充等。

桓譚(約公元前23年-56年),字君山,沛國相縣人。

桓譚善彈琴,博學多才,熟讀五經,重視訓詁大義,不在章句上下太多功夫。

桓譚文章寫得好,特彆喜歡古代經書典籍。

光武帝相信圖讖,以圖讖判斷疑難,天下動盪不安,桓譚上疏:先王治國,多以仁義為正道,並冇有奇談怪論。

人們講的天道、性命,聖人都難以解釋清楚,從子貢以後,從未聽說過,更何況後世淺學陋識的儒生?

而今,有些玩弄小聰明的術士,以方技迷惑世人,妄自新增圖書內容,稱這是圖讖,欺騙迷惑眾人,詿誤聖君,對此不能不有所警惕!

臣聽說陛下曾經怒斥術士,認為是黃白之術,何其英明!

然而,陛下又迷戀圖讖,又何其荒謬!

術士講的圖讖,與某事或許有巧合,就像占卜者,也有猜中的時候。

陛下明察善辨,應該以聖意摒棄歪理邪說,弘揚五經正義,製止流言蜚語,重視儒學大師對經義的解釋。

光武帝看了奏書,很不高興。

再後來,光武帝問桓譚:“我欲按照圖讖,確定靈台的建造方位,如何?”

桓譚沉思良久,回答:“臣不懂得圖讖。”

皇帝問為什麼。

桓譚極力詆譭圖讖,說圖讖不是經書。

光武帝大怒,說:“桓譚誹謗聖人,簡首無法無天,推下去,斬首。”

此後,桓譚被貶出京師,在六安郡擔任郡丞。

離開京師,桓譚不樂,在途中病逝,享年七十餘歲。

作為當時的著名大儒、思想家,桓譚認為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這樣的讖書,都是後人所作,曲解先賢思想,勸人們不要相信。

桓譚著書評論時政,寫有二十九篇文章,稱為《新論》。

鄭興,字少贛,河南郡開封縣人。

年輕時,鄭興學習《公羊春秋》,晚年研習《左氏春秋》,積累下豐厚的儒學知識,精研深思,通曉義理,一起學習的同學,皆以鄭興為老師。

光武帝曾經就郊祀之事問鄭興:“我打算按照圖讖舉行郊祀,你看如何?”

鄭興回答:“臣不懂得圖讖。”

光武帝大怒,說:“卿不懂得圖讖,是否要非議圖讖?”

鄭興惶恐,忙回答:“臣學習經書,冇有學習過圖讖,並非要非議圖讖。”

皇帝心中稍有緩解。

鄭興多次就政事提出諫言,按照經書要義撰寫文章,典雅蘊籍。

但是,鄭興對圖讖不感興趣,因此也得不到皇帝重用。

張衡(78年-139年),字平子,出身南陽郡名門望族。

張衡自小才華橫溢,善於寫文章,後到京師求學於太學,熟讀《五經》,精研六藝。

張衡模仿班固《兩都賦》創作《二京賦》,通過辭賦,諷諫時政,為史上少見的雄文。

張衡巧於構思,精於機械,尤其精通天文、陰陽、曆法、算術方麵,著述《靈憲》《算罔論》,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。

在太史令任上,張衡研究陰陽,竭儘思慮,製造天文儀器,譬如“渾天儀”、“候風地動儀”。

光武以來,儒家學者爭相研究圖讖,妖言邪說橫行。

張衡以為,圖讖實乃無稽之談,不是聖人遵循的成法,於是上疏朝廷,要朝廷應該收繳圖讖,一律禁絕,不能繼續欺騙朝廷官員,也不能汙染古書典籍。

王充(27年-約97年),字仲任,會稽上虞人。

王充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地位,他提出“無神論”,構建了相對係統的無神論思想體係,試圖喚醒當時的百姓,打破人們對讖緯神學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,引導人們迴歸現實,以促進社會生活的正常化。

王充對讖緯學說的反對堅決而徹底,他著的《論衡》既貶低今文“五經”,亦駁斥了官方的讖緯,既批判了官方的災異、譴告的學說,亦批判帝王受命的學說。

王充又像科學家,喜歡追根溯源,對難以理解的事情、詭異的看法,都要找出合理的解釋。

王充閉門潛心讀書,靜心思考疑難,謝絕一切弔喪、喜慶、問禮等俗事,家裡的牆壁、窗戶上,掛滿了書寫用的刀筆。

王充著《論衡》八十五篇,二十多萬字,分析了萬物的異同,探討了宇宙運作、傳染病起源、農業蟲害起源等科學問題,被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所看重,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思想著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