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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 作品

默認卷(ZC) 唐朝的歌手

    

先從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這三位詩人的一次長安郊遊說起。

那是一個冬天,天空中飄著不大不小的雪花。按照如今西安的氣候,度量唐朝開元年間的這座都城,也應該是天寒地凍,冷得伸不出手,人們儘量蟄居在屋裡的季節。現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詩人們事先商量好了,臨時無法通知更改,不得不冒雪應約而去呢,還是一千多年前,關中地區的大氣環境要溫濕些、要煦暖些的緣故,不像現在這樣的乾冷乾冷,詩人根本冇把這點雪花、這點寒意當回事。倘若,這兩個原因都不存在的話,那就是在太平歲月裡活得太滋潤、太舒服、太過溫飽、太過豐裕的唐朝人,一種排遣時光的浪漫了。

當時,這三位詩人,都在風塵未遇之時,詩名是有的,功名卻未必。因此,也冇有私家車,可以自駕出遊,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,或哪家文學雜誌社打秋風,借用他們的公車代步。這樣,詩人們在西市集合,出春明門,任由蹇驢馱著,在飛舞的雪花裡,在透著格外清新的冷空氣裡,往郊野蹀躞而去。

也許一路走來,有些累了,也許本來就冇有什麼一定之規,隻不過文人雅趣罷了。恰巧路邊有座旗亭,便跳下驢來,自有人為你拴好牲口,進得店中。唐朝到了開元年間,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大富足的狀態之下,以至像這類官道上的驛站,都免費向過往人等,提供食宿便利。

不過,終究是文人的緣故了,多少還有一點瀟灑,還有一把風流。當然,他們屬於進京待考的舉子,非今天那些冇著冇落的北漂一族可比,是可以亮出身份,掏出官牒,享受這種優渥待遇的。但怎麼說,他們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,便格外付了點銀子,討了個雅座,要了一壺河東桑落酒,把杯弄盞,興高采烈地談天說地起來。文人在一起,能有什麼彆的話題呢?無非誰寫得好,誰寫得壞。無非誰寫得不好,偏派紅包要大家說他好,無非誰寫得很壞,居然恬不知恥地搗弄到一個什麼獎之類,屬於言不及義的閒扯淡而已。

正當他們三位高談闊論之際,忽然,幾輛應該稱之為軒的高蓋馬車,停在旗亭外邊。立刻,人聲笑語,喧然而來,詩人們望眼窗外,隻見一行人,悉皆麗服盛妝、奢華曳冶、花枝招展、燦若桃李的妙齡靚女,加上若乾她們的跟包聽差之流,進到店堂之中。聽她們的口風,毫無疑問,這班歡場人物,顯然也抱著詩人同樣的心思,步履出鬨市,踏雪望終南,尋求一份野趣而來。

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開元年間,說來不長,卻也不短的28年間,大概算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最好年月了。唯其難得,所以杜甫詩雲“憶昔開元全盛日”,總是忘懷不了。這之中,除了物質因素外,更憧憬的,或者更神往的,則是開元年間那種難得的浪漫精神。

唯富足,纔有可能浪漫,唯太平,纔有條件浪漫。而整個社會能夠浪漫起來,有得浪漫,可以浪漫,是建築在相當長時間的國泰民安上的。

若是兵荒馬亂,疲於逃命,路有餓殍,民不聊生,大概很難有創作的強烈衝動,肚子都吃不飽,還能有心思作詩嗎?餓得前胸貼後膛,想風流也是風流不動的,杜甫在這方麵最有體會了。回想我國三年災荒期間,作家幾乎冇有什麼作品拿出來貢獻給大家,也是一個雄辯的證明。應該說,文學也好,藝術也好,隻要趕上一個相對平穩、相對溫飽,而且,相對來說還是不怎麼苛虐文人和藝術家的年代,纔會有一個文學藝術長足進展的黃金歲月,纔會有文人和藝術家創作出來庶幾乎無愧於這個大時代的作品。

其實,這三位詩人,準備一捷科舉,拿得進士名頭,因溫習詩書,才勾留長安的。偶爾興起,踏雪郊遊的這個冬天,還隻能算是“開元全盛日”的初始時期,好日月還在後邊呢!

可文壇的盛唐氣象已經顯現出來了,像李白、賀知章、王維、孟浩然等名氣更響的詩人,他們的作品,不僅為宮廷慕名,為帝王矚目,甚至連日本、朝鮮各國,都不惜重金收購,視若瑰寶。那時的中國詩人,要比當下中國的小說家牛皮一些,不是他們巴結外國的漢學家,而是外國的漢學家跟他們猛套近乎。就看李白那首《哭晁卿衡》,他與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的交往,便知大概。

這時,旗亭裡又走進四位絕姣好、絕豔麗的女子,毫無疑問,她們纔是這次歡場人物聚會的主角。一時間裡,竟十分熱鬨起來。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,鬟香鬢影,秀色可餐,令詩人目蕩神移,遂不覺沉醉其中。可男歡女笑,打情罵俏,視覺上享受,聽覺上痛苦,坐了一會兒,終於也打算離開了。

冇想到,有人提議,際此良辰美景,何不請這幾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領,唱上幾首從教坊裡傳出的曲子,令吾等一新耳目呢?唐朝的歌手,在宮廷的,屬於教坊,均係大腕;在藩邸的,屬於樂坊,也有名角;而在民間的,屬於唱班歌社,便是大眾娛樂了。

這三位詩人,王昌齡居長,便在閣子裡低聲對高適、王之渙講:諸君,先彆忙著離開,此輩既然要歌,必歌時人之作,因不知我們是誰,這倒不失為對吾輩之詩一次難得的評斷機會。到底要看看這些歌手,會唱出些什麼來?

說話間,音樂聲起,一位歌手引吭而歌:

寒雨連江夜入吳,平明送客楚山孤,洛陽親友如相問,一片冰心在玉壺。(王昌齡《芙蓉樓送辛漸》)

這是王昌齡的詩,他豎起拇指。接著,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來唱道:

開篋淚沾臆,見君前日書,夜台今寂寞,猶是子雲居。(高適《哭單父梁九少府》)

這是高適的詩,他也豎起一指,麵露喜色。隨後,第三位歌手被眾人推上前來,她一張口,使得王昌齡笑逐顏開。

奉帚平明金殿開,強將團扇兩徘徊,玉顏不及寒鴉色,猶帶昭陽日影來。(王昌齡《長信怨》)

王昌齡豎起兩指,表示他連捷。

王之渙自以為得名要較之他倆早一點,卻冇想到歌手們不唱他的作品,使他很冇麵子。遂一擺手:“此輩皆潦倒樂官,所歌皆下裡巴人。俗物豈敢近哉?”他指著那四位歌手中未獻唱的一位,也是最出色、最俊美的一位,說道:“待此子所唱,若非我詩,即終身不敢與君等抗衡矣!若是我詩,君等皆須列拜床下,奉我為師。”

大家笑著說,就依你,我們等著看她究竟會唱什麼?

她姍姍地走到眾人麵前,櫻唇初啟,玉喉高囀,唱出來的果然是王之渙的成名作。

黃河直上白雲間,一片孤城萬仞山,羌笛何須怨楊柳,春風不度玉門關。(王之煥《涼州詞》)

王之渙也將指頭豎起,“田舍郎,吾豈妄哉!”

因大諧笑,諸伶不解其意,皆起身曰:“不知郎君,何此歡噱?”昌齡等因語其事,諸伶競拜曰:“俗眼不識神仙,請降清重,俯就筵席。”三子者從之,飲醉竟日。(《說郛》卷二五載薛用弱《集異記》)

由此可知,唐詩之所以繁榮,因為唐詩是可歌的。後來的詩,便不可歌了,於是,也就遠不及唐,也就休想超越這座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巔峰。詩不可歌,乾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審美意義上,詩的活力便先衰減了大半。再後來,詩變成白話,變成拆開分行的散文,連順口都說不上,何從歌起?這樣,中國的詩也就走到了儘頭。

因為詩之可歌,在唐朝,也成就了歌手這一行當。

在中國,隻有唐朝,這些職業歌手的名字,是正經八百地寫在史書上,寫在文人的作品裡的。我很欽佩唐朝的歌手,他們冇有禁忌,冇有教條,冇有框框,冇有任何阻隔,也冇有任何踟躕。麵對那些瞪著牛大的眼珠子,視他為異端的正統派,敢把西域胡人的音樂引進中原,敢將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視為華夏正聲,敢將本土詩人的詞章,大歌而特歌之。在印刷術還冇有出現之前,是歌手的聲音將詩人的文字,覆蓋在整個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圖之上。

無妨如此說,唐朝的歌手將唐朝的詩人,送上繆斯的神殿。

武元衡工五言詩,好事者傳之,往往播於弦管。(《舊唐書·武元衡傳》)

李益每作一篇,教坊樂人,至以賄求取。(《舊唐書·李益傳》)

軍使高霞寓,欲聘諸娼伎,伎大誇曰:“吾誦得白學士長恨歌,豈同他哉?”(白居易《與元九書》)

詩人成為香餑餑,詩篇成為搶手貨,而那位李白,竟大馬金刀地不買唐玄宗的賬,“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”,這種盛況,既空前,更絕後,也就隻有浪漫的唐朝纔會出現。

盛唐詩歌之所以盛,很大程度上,是詩人和歌手珠聯璧合的結果。詩到盛唐,蔚為大觀,雲蒸霞蔚,眾星璀璨,歌手對他們作品的演繹、傳播、推廣,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強大作用。同樣,詩人的華彩辭章,珠璣文字,為歌手們的演唱,拓展想象空間,深入情感境地,擴大美學視野,放眼廣闊世界,在藝術的完美創造上,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。在這種相得益彰的精誠合作中,詩人和歌手常常結下深厚的情誼。

我估計,當時的詩人,相當感念這些歌手。至今,在《全唐詩》中,我們還能讀到留在詩人筆下的,如李氏兄弟,如米氏父子,如八郎李袞,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。因此,玄宗開元年間,既是唐朝的鼎盛時期,也是唐詩的鼎盛時期,更是唐朝歌手這個行當的鼎盛時期。

說來也許要讓今天那些當紅的歌星嫉妒,彆看他們在螢幕上連跳帶蹦,連吼帶叫,和他們一起瘋狂的歌迷,基本都是他們的同輩人,更多的是中學生。而當唐朝的歌手出場獻藝的時候,誰是他們的追星族,恐怕當今那些紅歌星連做夢也不敢想的。

一國之主,九五之尊,人稱風流李三郎的李隆基,居然帶頭為之鼓掌叫好,為之神魂顛倒。“宮伎永新者善歌,最受明皇寵愛,每對禦奏歌,則絲竹之聲莫能遏。帝嘗謂左右曰:‘此女歌直千金。’”(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·歌直千金》)“念奴者,有姿色,善歌唱,未嘗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當席顧眄,帝謂妃子曰:‘此女妖媚,眼色媚人,每囀聲歌喉,則聲出於朝霞之上,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。’宮妓中帝之鐘愛也。”(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·眼色媚人》)

領銜文壇的詩人李白,翰林待詔大學士,也不嫌肉麻兮兮地來湊這份熱鬨,甘為女歌手的“粉絲”。“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,美姿色,善謳唱。每宴外客,其諸妓女儘在目前,惟寵姐客莫能見。飲至半酣,詞客李白恃醉戲曰:‘頃聞王有寵姐善歌,今酒有醉飽,群公宴倦,王何吝此女於眾?’王笑謂左右曰:‘設七寶花障。’召寵姐於障後歌之,白起謝曰:‘雖不許見麵,聞其聲亦幸矣!’”(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)

由於帝王的提倡,由於詩人的支援,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為快活一族,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,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,府邸不亞貴族,車馬擬於王侯。以開元時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為例,據鄭處誨的《明皇雜錄》:“樂工李龜年、彭年、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,彭年善舞,鶴年、龜年能歌。尤妙製《渭川》,特承顧遇。於東都(洛陽)大起第宅,僭移之製,逾於公侯。家在東都通遠裡,中堂製度,甲於都下。”這三弟兄在洛陽蓋的連跨數坊的大宅門,恐怕當下那些紅得發紫的歌星,未必有這份財力。在五環路外,買幢花園洋房,在遠郊區縣,蓋棟郊區彆墅,應該不算困難。而要他們投入上億資金,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築群,估計是力不勝任的。

所以,真浪漫,要有真本錢。開元年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浪漫,就是建築在這樣一個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的。說實在的,在玄宗開元之治前的唐朝,並非如一些曆史學家所鼓吹的,是那樣一個儘善儘美的大唐盛世。

據近人錢穆的觀點,“(唐)貞觀時代的社會情況,實未必勝於(隋)大業”。他認為,“隋室雖祚短運促,然其國計之富足,每為治史者所豔稱。自漢以來,丁口之蕃息,倉廩府庫之盛,莫如隋。”隋朝的綜合國力,遠勝於李世民、李治、武則天所經營的唐。“在其(隋煬帝)末年,天下儲積,足供五六十年。”(錢穆《國史大綱》)

李唐王朝的統治者,從貞觀開始,不過隻是給中原百姓創造了一個休養生息的安定環境罷了。一個國家,一個民族,其人口生丁的繁殖,與社會大環境的安定豐足有著莫大關係。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開元十四年,有戶七百零六萬;開元二十八年,有戶八百四十一萬,與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,差可比擬。所以,錢穆認為:“一到唐玄宗時,社會富庶已與隋代相似。”

中國人的那種百折不回的頑強抗力,那種承受磨難的經久耐力,也真是令世人讚歎不已。無論是天災,還是**,無論是曠日持久的折騰,還是疾風暴雨的摧殘,隻要能讓老百姓喘口氣,假以時日,很快,這塊國土上又將春風和暢、煥發生機。

同樣,盛世文章,自然也是隨之而來的一片繁榮景象。

在這28年間,“是時,海內富實,米鬥之價錢十三,青、齊間鬥才三錢,絹一匹錢二百,道路列肆,具酒食以待行人,店有驛驢,行千裡不持尺兵。天下歲入之物,租錢二百餘萬緡,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,庸、調絹七百四十萬匹,綿百八十餘萬屯,布千三十五萬餘端。”(《新唐書·食貨誌》)

這28年,才真正稱得上盛唐。要冇有這點本錢,李隆基也不敢放開手腳浪漫。據唐人劉肅《大唐新語》:“開元中,天下無事,玄宗聽政之後,從禽自娛。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,以習倡優萼衍之戲。”現在也很難分得清楚,耽安宴樂的這位風流李三郎,是他帶領著歌手和詩人,沉迷於物慾的淵藪中呢?還是整個社會已經形成的腐朽敗壞風氣,簇擁著這位陛下走向覆滅呢?

正如《舊唐書》對他的評論一樣,“方其勵精政事,開元之際,幾致太平,何其盛也!及侈心一動,窮天下之慾不足為其樂,而溺其所甚愛,忘其所可戒,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。考其始終之異,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,可不慎哉!可不慎哉!”

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權力的中國皇帝,幾乎不能逃脫的,最後必將走向自己反麵的命運。公元775年(天寶十四載)冬,他的寵將,平盧、範陽、河東節度使安祿山,在範陽舉兵叛亂,南下攻入洛陽,次年占領長安。所過燒殺搶掠,生靈塗炭,中原化為丘墟。安之部將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,更是燹毀夷滅,神州陸沉。史稱“安史之亂”的這場浩劫,就是這位原來的有道之君,後來成為無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。從此,李唐王朝一蹶不振,走向衰亡。

大約在公元770年(大曆五年)左右,由於戰亂的關係,流落到潭州(今湖南長沙)的詩人杜甫,恰巧遇上了同樣流落到江南一帶賣唱為生的李龜年。故人相見,一言難儘,彼此潦倒,唯有哽咽。詩人當時到處投奔,無所傍依,而這位開元年間排行榜總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,混得似乎更慘。“每遇良辰勝賞,為人歌數闋,座中聞之,莫不掩泣罷酒。”(鄭處誨《明皇雜錄》)

這能讓杜甫那顆詩人的心平靜得下來嗎?於是,就有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詩:

岐王宅裡尋常見,崔九堂前幾度聞,正是江南好風景,落花時節又逢君。(杜甫《江南逢李龜年》)

這位盛唐歌王,這位盛唐詩聖,隨著盛唐的不再,也終於鞠躬謝幕,相繼退出人生舞台。

其實,回顧整箇中國文學史,一個大時代的開始,總是一次新文學運動的開始。同樣,一個大時代的終結,也必然是這個文學進程的終結。唐朝的歌手也好,唐朝的詩人也好,興也固然由於盛,這是不必說的了;其實,衰也不由此盛時種下的苦果嗎?

因此,總結一下時代更迭,文學盛衰的曆史教訓,對後人而言,也是不無裨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