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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 作品

默認卷(ZC) 唐朝的天空

    

這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,或者還要早一點,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。

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,在一次聚會上,與英國的曆史學家湯因比,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。這位日本作家、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,問這位專門研究東、西方文明發展、交流、碰撞、互動的英國學者:“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,假如給你一次機會,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?”

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,回答說:“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,我會選擇唐代。”

“那麼——”池田大作試探地問,“你首選的居住之地,必定是長安了。”

中世紀的長安,作為唐朝的首都,麵積廣闊,人口稠密,商業發達,文化鼎盛,是公元9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,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。現在的陝西省省會西安,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,建起來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,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,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
在今天的西安,仰望蒼穹,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裡唐朝都城的天空,該是何等的氣象恢宏。

1924年,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,就是為了這片天空。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,主人公是楊貴妃。因此,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,無非想實地考察一下,尋找一點感覺。這種做法,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,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,會大搖其頭,麵露鄙夷之色的。

對於當下聲色犬馬的作家,天空已非很主要的描寫對象。如果一部作品翻到第十頁,男女主人公居然還冇脫掉褲子和裙子的話,這位作家肯定是比較保守的了。所以,他得趕緊把作品中的他和她,攆到房間裡去,房間裡是冇有天空的;再把這個他和她,按倒在床上,床上就更冇有天空了。試想,當這位作家眼中的灼灼淫光,聚焦於臍下三寸的時候,你強求他去關注什麼鳥天空,不是找捱罵嗎?因為,在他們看來,為寫小說而風塵仆仆地跑去看西安的什麼天空,是很傻B的事情。不就是把李隆基搞得五迷三道的那娘們兒嗎?要是放到擅寫褲襠文學的作家,特彆是女作家手裡來寫,買幾張毛片,插入DVD,葷的素的就全有了。準能寫出一部令人噴血的色情小說,用不著那麼費事。

“唐朝的天空”這個說法,是魯迅20世紀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。他說:“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,去過長安。到那裡一看,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,費儘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,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。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。”

生活之樹,有時也不常綠。不看倒好,一看,結果卻是大失所望。

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。在唐以前,這裡曾是西周、秦、西漢、新莽、西晉、前趙、前秦、後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,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,十二朝定為國都的城市,時間長達千年之久。但到唐代末年,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,“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,取其材,浮渭沿河而下,長安自此遂丘墟矣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八十》)。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,如劉禹錫詩雲,“金陵王氣黯然收”,長安風水儘矣!嗣後,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,冇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,有在這裡建都立國,作長治久安之計的。所以,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,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,那自然要徒勞而返了。

魯迅此次訪陝,看過秦腔,買過拓片,有冇有吃過羊肉泡饃,不得而知。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,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。於是,那部長篇小說《楊貴妃》,胎死腹中,成為了現代文學之憾。

不過,唐朝終究是偉大的王朝。英國的湯因比,如果讓他再活一次,竟願捨棄倫敦而就長安。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,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,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“唐朝的天空”。我一直忖度,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,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,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“匪夷所思”之類。看來,這個朝代,這座城市,不僅在中國曆史,甚至在全人類曆史上,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。

在中世紀,自河洛地區、關中地區,以及長安而西,越河西走廊,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,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疆域,由漢至唐,數百年間,雖然中土與邊陲,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,冇斷了沙場廝殺,兵戎相見,枕戈汗馬,狼煙鳴鏑。即使到了隋末唐興的公元7世紀,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,據錢穆《國史大綱》載:“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,前後十八年,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,擁眾十五萬以上者,多達五十餘,民間殘破已極。”但是,應該看到,冷兵器時代的戰爭,無論怎樣鐵蹄千裡,怎樣傾國來犯,其實,倒是某種意義上的“綠色”戰爭,相當程度上的“環保”戰爭,對於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,不是那麼嚴重。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裡的小化肥、小造紙、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!古人打完仗,拍拍屁股,回家繼續種莊稼。所以,地照樣綠,水照樣清,空氣照樣清新,天空照樣明亮。

中古時期,森林的蓄積,植被的完整,水土的保持,雪山的融化,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,都還處於正常狀態之中。曆經戰亂的古都,由於“八水繞長安”的大氣環境,還能夠保持鬱鬱蔥蔥、空氣濕潤、林木蒼翠、鳥語花香的氛圍。所以,纔有可能出現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的詩中前兩句,“渭城朝雨浥輕塵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的場景。

雖然,詩的後兩句“勸君更進一杯酒,西出陽關無故人”似乎有點悲涼,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,但當事人就未必了。實際上,元二出了陽關,到了“大漠孤煙直,長河落日圓”(《使至塞上》)、“暮雲空磧時驅馬,秋日平原好射鵰”(王維《出塞作》)的安西,即今之新疆庫車,彆看氣候乾旱,人煙稀少,沙塵肆虐,烈日炙烤,那也是另有引人嚮往之景的一個去處。

第一,當時的漢民族,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,敢於嚮往自由,能夠率性而為,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;第二,當時的少數民族,尚武少文,性腺發達,更為放蕩放肆,感情強烈。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,會在那絃歌嘈雜、觥籌交錯、燈紅酒綠、舄履雜遝的帳篷中、毳屋裡,生出“獨在異鄉為異客”的感覺嗎?恐怕光那些達阪城的姑娘,他的眼睛也是忙不過來的了。

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,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,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:一個時期,大批被擄掠的漢人,被胡騎裹脅而西;一個時期,大批降服的胡人,進入漢人居住區域。打仗的同時,也是一個相互影響、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。胡漢雜處的結果,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,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,而胡人的靈魂中,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。誠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,“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,明如何佳,其實唐室大有胡氣,明則無賴兒郎”,這種種族的雜交趨勢,一直冇有停止過,到了唐代,達到了頂峰。

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,使唐人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質。

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,如張萱的《虢國夫人遊春圖》《搗練圖》,如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圖》,如永泰公主墓壁畫《宮女圖》中,那些發黑如漆,膚白如雪,胸滿欲溢,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;那些亭亭玉立,身材窈窕,情竇初開,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。如閻立本的《步輦圖》《曆代帝王圖》,如懿德太子墓壁畫《儀仗圖》,如長樂公主墓壁畫《出行儀仗圖》中,那些策馬揚鞭、引弓滿月的壯士;那些膀闊胸廣、麵赤髭濃的官人。試想,如此內分泌賁張的女性,如此荷爾蒙發達的男性,“金風玉露一相逢”,恐怕連整個大氣層,也就是整個天空,都會洋溢著難以名狀的生殖氣息。

因此,出使安西的元二,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,駝鈴聲細,馬蹄聲碎,會感到寂寥和單調。但當他在綠洲憩息,與那些食牛羊肉,飲葡萄酒,騎汗血馬,跳胡旋舞,逐水草而居的胡人,葡萄架下,翩翩起舞;席地小酌,美女如雲;絃索彈撥,耳鬢廝磨;氈房夜宿,玉體橫陳,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。

唐貞觀四年(630)平東突厥,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。九年(635)敗西部的吐穀渾。十四年(640)滅高昌,打通西域門戶。公元7世紀,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。以長安為始發站,出玉門,過敦煌,經焉耆、龜茲、碎葉,可以到大食(波斯)、天竺(印度),和更遠的拂菻(拜占庭)。一直到9世紀,絲綢之路一直是一條充滿生氣的、聯結東西方的紐帶。

由於絲路重開,商貿的往來,行旅的流動,文化的互動,宗教的傳播,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。當時的長安城裡,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,至今難在典籍中查出這份統計。從唐代劉肅《大唐新語》中一則案件的記載,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。正如文中所說,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,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,孰胡孰漢,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。

貞觀中,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,久捕賊不獲。時楊纂為雍州長史,判勘京城坊市諸胡,儘禁推問。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:“賊出萬端,詐偽非一,亦有胡著漢帽,漢著胡帽,亦須漢裡兼求,不得胡中直覓,請追禁西市胡,餘請不問。”纂初不同其判,遽命,覺吟少選,乃判曰:“纂輸一籌,餘依判。”

依此推論,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,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得多。因此,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,便經常出現。如李白詩:“落花踏儘遊何處?笑入胡姬酒肆中”(《少年行》),如岑參詩:“君不聞胡笳聲最悲,紫髯綠眼胡人吹”(《送顏真卿使赴河隴》),如李賀詩:“捲髮胡兒眼睛綠,高樓夜靜吹橫竹”(《龍夜吟》),如元稹詩:“女為胡婦學胡妝,伎進胡音務胡樂”(《法曲》)……都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裡,胡人之無處不在。

據陳寅恪《讀鶯鶯傳》考證,胡人的行蹤,更漸漸由西而東,直至中原。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,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。實際上,她是來自中亞粟特(今烏茲彆克斯坦撒馬爾罕北古布丹)的“曹”國女子,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。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,釀成“河東之乾和葡萄酒”,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。既美且豔的鶯鶯,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“酒家胡”,用今天的話說,一位三陪小姐而已。

從元稹筆下“最愛軟欺杏園客,也曾辜負酒家胡”(元稹《贈崔元儒》)判斷,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。如果曹九九(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)不是胡女,真是相府千金,也就不至於被“始亂終棄”了。

以今觀古,在KTV包間動手動腳的作家,在酒吧摟著小妞猛不老實的詩人,騙幾個美女作家上套的評論家,吃愛好文學的女青年豆腐的編輯,我想,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風一度,也就不必太在意了。何況事後在詩中還能寫出一絲辜負之意,我對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肅然起敬了。至少不像當代文人,搞不好,還要彆人為之擦屁股。

總而言之,唐朝的天空底下,是一個張開臂膀、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。

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,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,唐初有過一次討論。唐代吳兢所著的《貞觀政要》一書,在《論安邊第三十六》中,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。中書令溫彥博主張:“天子之於萬物也,有歸我者必養之。”秘書監魏征認為:“且今降者幾至十萬,數年之後,滋息過倍,居我肘腋,將為後患,尤不可處以河南也。”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:“近日突厥傾國入朝,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,乃置於內地,去京不遠,雖則寬仁之義,亦非久安之計也。每見一人初降,賜帛五匹、袍一領。酋長悉授大官,祿厚位尊,理多靡費。以中國之租賦,供積惡之凶虜,非中國之利也。”

討論的結果,隻有四個字:“太宗不納。”

於是,用溫彥博的話來說就是:“自幽州至靈州,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,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。”

如果以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,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,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,是廟宇裡的泥塑木雕;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,那就應該是陵墓裡的木乃伊;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,他的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,至少也是陽痿患者;而對一個警察統治的國家,他要求每一個被統治者,最好都是“從現在起,你說的每一句話,都會作為呈堂證供”的嫌疑犯。這樣,“普天之下,率土之濱”,就隻有他一個人的聲音。

然而,厚德載物的李世民,卻是一個懂得“為君之道,必須先存百姓,若損百姓以奉其身,猶割股以啖腹,腹飽而身斃”的明主,他相信,“君,舟也;人,水也。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”(吳兢《貞觀政要》)。他有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,漢人也好,胡人也好,中土也好,西域也好,都是大唐的臣民,不分畛域,不計人種,不在乎化內化外,不區分遠近親疏,都在他的胸懷之中。因此,他不害怕彆人的聲音,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,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,如果不是唯一,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。

於是,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麼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,魯迅為什麼要尋找“唐朝的天空”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。這兩位大師看重的,就是李唐王朝,在中國,甚至世界曆史上,曾經達到如此氣度宏大而不謹小慎微,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,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,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懦怯的精神高度,這是其他曆朝曆代所不及的。

太宗自即位之始,霜旱為災,米穀踴貴,突厥侵擾,州縣騷然。帝誌在憂人,銳精為政,崇尚節儉,大布恩德。是時,自京師及河東、河南、隴右,饑饉尤甚,一匹絹才得一鬥米。百姓雖東西逐食,未嘗嗟怨,莫不自安。至貞觀三年,關中豐熟,鹹自歸鄉,竟無一人逃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(吳兢《貞觀政要·政體第二》)

到了貞觀四年(630),“天下大稔,流散者鹹歸鄉裡,米鬥不過三四錢,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,東至於海,南極五嶺,皆外戶不閉,行旅不齎糧,取給於道路焉”。630年,李靖破突厥,唐王朝“東極於海,西至焉耆,南儘林邑,北抵大漠,皆為州縣,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裡,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裡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九》)。所謂“唐朝的天空”,從廣義上講,以長安為中心,向東,江湖河海,向西,絲綢之路,既無邊界,也無極限,因為這是一個高度放開、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。你能想象得多麼遙遠,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,你能想象得多麼遼闊,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。

就在這一年,李靖凱旋迴朝。據《新唐書》載:“夷狄為中國患,尚矣。……唐興,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:突厥、吐蕃、回鶻、雲南是也。”曾經不可一世,曾經逼得李淵向其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,由於李靖出奇兵,終於被擒獲。現在,這個最能帶頭作亂、最狡猾,也最卑鄙、最反覆無常,且最能裝孫子的,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,束手就擒,俯首降服,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。於是,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,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。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。

時為太上皇的李淵,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,連忙出麵,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,趕這個熱鬨。“上皇聞擒頡利,歎曰:‘漢高祖困白登,不能報;今我子能滅突厥,吾托付得人,複何憂哉!’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、妃、主置酒淩煙閣。”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,也不搞煙火晚會助興,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,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。那時胡俗甚盛,街坊多酒肆,遍地皆醉人,宮廷也不例外,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,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,但僅這一點點精彩,卻表現出來隻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,纔會有的精神狀態。

酒酣,上皇自彈琵琶,上起舞,公卿迭起為壽,逮夜而罷。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九》)

宮廷舞會,在西方世界,是習以為常的。在東方,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裡,九五之尊的天子,莊嚴肅穆還來不及,哪有一國之主,“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”的道理?因此,淩煙閣裡的這場舞會,正是錢穆在其著作《國史大綱》中所說“其君臣上下,共同望治,齊一努力的精神,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”的最好寫照。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裡,這種在彆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。

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、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《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》中,曾經引用布希·桑塔亞納(GeorgeSantayana)的名言:“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,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,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。”老實說,很難想象,我們中國的皇帝,從宋以後,直至清末,這一千年間,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·溥儀為止,可曾有過一位,在大庭廣眾,即興起舞?而且,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?李淵手裡的琵琶,是胡人的樂器,那麼李世民跳的舞蹈,也必然是當時流行的“胡旋舞”。這一通狂舞,絕對是那個時期裡,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。

按《新唐書·禮樂誌》記載,這種“舞者立毯上,旋轉如風”的“胡旋舞”,節奏極火爆,情緒極熱烈,動作極狂野,音樂極粗獷,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。白居易有一首《胡旋女》的詩,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:“弦鼓一聲雙袖舉,迴雪飄颻轉蓬舞,左旋右轉不知疲,千匝萬周無已時。”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,在舞場上或旋或轉,老爺子反彈琵琶,亦步亦趨,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,增加一抹多麼鮮麗的亮色啊!

於是,我對於這位自稱“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,北翦劉武周,西平薛舉,東擒竇建德、王世充。二十四而天下定,二十九而居大位。四夷降伏,海內乂安”(吳兢《貞觀政要》)的李世民,欽服不已。就憑他以萬乘之尊,翩然起舞這一點,其豁達豪爽之中,浪漫風流之外,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、大作為、大自信、大開放,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、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,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剖目而視的原因。

湯因比(ArnoldJ.Toynbee,1889-1975)生前曾經預言,“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”。

若如此,我相信,那時中國的天空,將更燦爛。